专访学者岳永逸 | 都市民间艺术乡愁：熟人社会陷落
本文为一篇关于《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作者岳永逸的学者专访，刊于2015年5月28日的《重庆青年报》，记者冯建龙。
岳永逸，四川剑阁人，法学博士、学者。主要从事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著有《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灵验·磕头·传说：民众信仰的阴面与阳面》、《老北京杂吧地：天桥的记忆与诠释》《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等。曾荣获第四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九、第十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民间文学艺术著作奖”等。
为满足建国以来的精神文明建设和时下城镇化建设发展策略，以及文化产业化思路的需求，曾经聚集在城市底层“江湖艺人”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跻身主流阶层的同时，既改造着自身，也售卖着民间艺术的“乡愁”。
今年6月13日是我国第10个文化遗产日。文化部、国家文物局5月14日公布了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保护成果全民共享”。同时还公布了5个宣传口号：“像爱惜自己生命一样保护文化遗产”、“为文化遗产点赞，为美丽中国添彩”、“文化遗产千秋传承，保护弘扬万代受益”、“珍惜定格的历史，爱护不朽的文明”、“心与梦的石刻，你和我的大足”。
据了解，从4月下旬到6月下旬，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将举办一系列活动。文化部要求，各地要将文化遗产日活动与群众生产生活相结合，努力使文化遗产日主题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深入人心，激励公众自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实践。
对此，学者岳永有不少思考。他认为，行政操作下的文化发展方式，本身就问题重重，而当下学界和精英媒介对国家主导的“文保”和“非遗”建设，尤其是移植于都市的民间文化，大多只褒不贬的行为，既源于传统的精英自我意识和救世主心态，又有暧昧的“合谋”魅影。
行政愿景消解艺术本质
重庆青年报：听到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的今年文化遗产日的主题和口号，您有什么感想？
岳永逸：我对“文保”和“非遗”（这样的词）有种本能的排斥。“口号”本身没什么问题，问题是关键看谁提出，谁去实践，要是实践的人把它当成一件工作和政绩去做，那就是行政操作。这个是自上而下的，它跟文化遗产到底有多大关系？与文化遗产的享有者和传承者有多大关系？因为官方掌握话语权，民间只好跟着一起做。有句俗语叫：“从上到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从下到上，层层灌水，水到渠成。”基于这种逻辑，做出来的都是空架子。它的正面意义在于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文物”、“遗产”、“文化”这样的词，仅此而已。
重庆青年报：过去几年，您出版了好几本关于“民间文化”的批评著作，在书中，您不仅狠批精英媒介，更直指政府的不作为。这是基于学术语言的常规表达，还是您的切肤所感？
岳永逸：是我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并非兴致所致。对于宣传口，他们的策略都是一以贯之的。精英媒介首先要做到宣传的正确性，然后又要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到底什么正确什么不正确很难界定，为此，伤害了艺术的本质。比如去民间录制节目，导演物色了一个民间艺人，但制作的时候艺人完全听从导演，导演的想法又要跟上级保持一致，结果所有表演都按照秒来计算，从生产机制上，它本身就存在极大的矛盾。
重庆青年报：精英媒介，尤其是以央视为代表的媒体，对于都市民间艺术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岳永逸：（媒体）首先要想到言辞正不正确，其次是不是大多数人能接受，这么一来，地方性和个性化的味道就逐渐消解了。而媒体在意的是人为的戏剧效果——到底有多少人鼓掌，多少人笑。从这种意义来讲，真正的民间艺术一旦被请进了都市，就不成为艺术了。很多时候，观众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再一个，民间艺人的生活作息与科学教育出来的艺人也不一样，在民间该喝酒喝酒，该抽烟抽烟，学院里怕影响艺人嗓音，规定这不行那不行，从这个角度讲，这完全是两种文化体系。因此，一旦剥离了它的成长土壤，到了设施豪华、传播率大的舞台，就会掉进很多无形的陷阱。
学者姿态与民间相去甚远
重庆青年报：这种不合作的态度恰好与近几十年来的民间艺人的心态转变和行为相反，这是否也说明我们的批评来得太晚？
岳永逸：这里有一个话语权的问题，不只是我才有这种想法，很多人想到了也看到了，但就是不说，学者往往出于一己之需会将（批评的念头）抹杀掉。我们常提到的精英自我意识，包括从民国时期的乡建先驱，到现在的乡建学者，以及今天统称的知识分子，他们实际上已经认同城市的价值观，而把乡村或农民当成研究和工作的对象，这种站位跟左右派没什么差别。
那么，社会形势一旦不好的时候，他们就求诸于野，而一旦形势安稳，民间就成了他们批判和改造的对象。这种心态说好听点是担当，说不好听点是充当救世主。因此，他们无论深入到民间哪个角落，无论写了多少文章，都是与老百姓相去甚远的。
重庆青年报：是不是也因为田间调查缺失？
岳永逸：在这方面，我在自我定位上有些不一样。我到民间去采访尽可能地避开有名的人，因为调查他们的人太多，他们已成为一种符号和标志。他们的表达方式和套路非常鲜明，甚至不用问就知道。尤其是他们会站在现有的身份和地位去表达，而那些地位低的、无名无气的人的不满和牢骚，更能透露出有价值的信息。很多学者恰好与这样的群体有意隔开，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的鸿沟始终没有消除，他们到民间去，甚至只是一种姿态，以前是革命姿态，现在是启蒙姿态。
学界与媒界合作，盛产怪胎
重庆青年报：事实上，这种声音比较少见，学术界是否也存在包装行为？
岳永逸：更多的人觉得（“文保”和“非遗”）是好事，就民俗学这个圈子来说，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民间艺术华丽转身的机会。所以很难有人能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不用“非遗”作为学术关键词。为了扩大学科影响力，现在的学界强调主动参与意识，加入社会文化建设。
目前有很多杂志开辟“非遗”专栏，甚至创办“非遗”杂志，有些高校成立了“非遗”研究中心，与政府部门的配套措施同步进行。当然它也有正面效应，就和媒体对这件事的作用一样，让很多偏远地区的人也知道了身边的土东西是有价值的。
现在学界与媒界的合作，生产了很多怪胎。一个要平台，一个要声音，可以说他们是利益共同体。事实上，是否起到保护的作用，那就要打很多问号了。
重庆青年报：那学界就没有质疑问题和基于科学的博弈行为？
岳永逸：有啊，我的导师就一直在警醒自己，这么多年他基本上没写过关于“非遗”的文章。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可能会扮演很多角色。我专门为郭德纲剪报三四年，发现报纸上有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郭德纲是公民社会可能有的路径和希望，全是正面的，看着令人惊讶。
传承人容易“卖身求荣”
重庆青年报：相对来说，民间文艺人才是传承的中坚力量。他们被历史洪流裹挟，让民间艺术一步步从心性艺术沦为喉舌艺术。我们该如何评价他们？
岳永逸：一些人被定成国家级或省级“非遗”传承人之后，身份和地位的变化让他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但是，这些民间团体之间竟然产生了排挤现象。而有的传承人因为自己还有些想法，想在原来的基础上改进，而这又符合国家提倡的文化产业化政策，所以不少人既是传承人也是公司老板。但这又从机械化生产的角度把“非遗”给消解掉了。
重庆青年报：您在书中论述各类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心态和行为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基于时代的快速发展，社会的转型，都市中国对乡土中国的变卖。有什么具体表现？
岳永逸：后来出现了在任何景区都是千篇一律的文化商品，而且都是低端伪劣的，这便是问题的体现。当然没有提出保护“非遗”的时候也这样，可提出保护后则加速变成了这样。我们说要打造文化强国，但实际上真的感觉没文化。（进城的都市民间艺术）相当于从都市本位出发，再次对乡土进行想象和加工。总之，熟人社会走向陌生化，是都市艺术“乡愁”的根本所在。
重庆青年报：除此之外，是否也有艺术人才个体对艺术理想的变卖？
岳永逸：我更想用一个中性的说法，即自我更新和净化。如二人转，民间有一套自我淘汰的演进机制，包括相声在内的其他曲艺也是这样。我们常说的二人转分很多种，哪些适合什么人看，哪些不适合在什么场合演，本身就已形成了一种自律。而最关键的还是他律，外界的强制性指令，比如上面说到的大舞台限制，再比如遇到名利的引诱时，本身处于民间地位的人才就很容易“卖身求荣”。
文/重庆青年报记者 冯建龙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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